聚焦土地革命根本问题

　　引领农民谋解放——聚焦土地革命根本问题 

　　本报记者 吕立勤 梁剑箫

　　1930年，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，土地革命广泛地开展起来。这一年的5月和10月，为了加深对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的了解，尤其是富农问题以及当时的商业情况，毛泽东在江西寻乌和兴国地区，深入调查研究了当地农民生活的基本情况、阶级关系及土地革命的状态，获得了大量的一手材料，撰写了著名的《寻乌调查》和《兴国调查》。

　　阶级关系发生剧烈变动  

　　从毛泽东的调查中，可以发现首要的一点是，农村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动，被压迫的贫苦农民在政治上翻身，成为农村的主人。对此，毛泽东有着清晰的认识。他细致入微地分析了富农和贫农的区别、生活状态以及思想认识，发现了二者关系的变化趋势。

　　在《寻乌调查》里，毛泽东认为，“另有一种比较富裕的农民，在普通说法叫他们作自耕农或中农的，实际仍是一种富农”。他们除不租田给人耕种外，一样是高利盘剥者，因为他们有钱余剩，他们有多余的土地。他们在自己农产物上面加工，如使谷子变成米子，自己挑了出卖。他们还做些小的囤买囤卖生意。他们供着猪子、猪条子或大肉猪。土地斗争一发展到群众的行动，便有大批的贫农唤着“平田”和“彻底废债”的口号，就是对付这种富农的。

　　毛泽东还指出，贫农并不是一个经济地位完全相同的整一的阶级，里头有不同的阶层。半自耕农是不够食的，因为他们的土地不够使用。他们须从地主那里租来一部分土地，完了租去，自己又不够食了。但他们在贫农群众中则是最好的，因为他们不但有牛，有犁耙，多少有些活动本钱，而且有一个表现他们的特点的，就是他们自己有一部分土地。佃农中之较好的有牛，有犁耙，也多少有些活动本钱，但没有一点土地。他们的特点在于有牛，大多数有一条牛，极少数也有两条、三条牛的。这个阶层占农村全人口百分之四十二，占贫农人口百分之六十，是农村中一个最大的群众。佃农中之更穷困的同样无土地，虽有犁耙，但多窳败，虽也有几个本钱，但是很少。他们还有一个主要的特点，就是他们不是每家有牛的，他们是几家共一条牛，或有一条牛，却不是他自己的，而是地主为了节省饲养费交给他饲养的，他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使用一下子这条牛的劳力。这一个阶层不够食的程度比上举两个阶层都厉害。

　　基于这样的阶级认识，在《兴国调查》里，毛泽东通过调研后，进一步分析认为，经过土地革命，地主的田被分了，他们当中的反革命首恶被镇压了，也有的跑了，留在村里的地主及其家属则分了田，革命政府仍给他们留有生活出路；贫苦农民“取得了政权”；贫农“成了农村中的指导阶级”，中农也“与贫农雇农一起有了话事权”，他们“在乡区两级苏维埃中担负工作的，约占百分之四十”。

　　阶级关系变化的最直接结果，就是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后，生产积极性极为高涨，生活获得不小的改善，并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翻身，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的积极性。

　　农民生活获得明显改善

　　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。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，让广大贫苦农民的生活越变越好，就会赢得他们的心。这一点，毛泽东看得也相当清楚。

　　在《兴国调查》中，毛泽东实地调查了傅济庭、李昌英、温奉章、陈侦山、钟得五、黄大春、陈北平、雷汉香8个家庭的情况，让人清晰感受到了农村土地革命给底层民众生活带来的深刻变化。其中，对陈侦山一家的调查，毛泽东这样写道：

　　“七个人吃饭。三个兄弟，各人一个老婆，老大一个女。老大二十九岁，陈侦山老二，二十四岁，老三十八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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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自有二十担谷田，又租来十担(还租谷五担)，老大主持。永丰圩三天一圩，逢圩老大去卖油盐一次，圩毕在家耕田。老大自己耕田之外，每年要请八十个工帮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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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去年二月起革命，老大老二都参加，老大当农会粮食科长，老二当宣传。几个妇娘子都赞成革命，原因是往常债主逼债，逼得她们过不得年，她们听得抗租、抗捐、抗粮、抗债，心里喜欢，故此赞成老大老二革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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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今年三月分田，除自己的二十担谷外，还分进来二十九担，共计四十九担，每人得七担。妇娘子看见分了田，租也不要量了，债也不要还了，心里不胜欢喜，老二的妇娘子便高兴地去乡政府当妇女赤卫队长。